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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吴兵：我加入之前已经有团队在探讨剧本的方向和思路了，后来又找到我。我们团队一起探讨各种方向和可能性，大家集思广益。常规的方向一开始就直接pass了，因为我们觉得再做一个常规的、那种完全线性的、历史大事件串联起来的电影效果不会太好，尤其原型人物本身那种所谓的市场商业元素不强，我们就决定怎么把剧本做得不一样。
【资料图】
编剧吴兵
李大钊38岁就去世了，那么年轻他就想到了并且也做到了那么多的事。当时我们就想，从100年以后回头再看李大钊当初坚持或者发现的一些东西，当时他可不知道100年以后整个国家会是怎么样，他当时所做的一切其实都还处在摸索、探索的过程，所以，他那种为理想义无反顾的精神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念其实是最珍贵的。
在创作过程中，严格地把李大钊的生平事迹罗列一下，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原型人物没有什么太多可猎奇或商业可看性的东西，因为他主要也还是在探索，在输出思想和观点，主要在于影响别人，但是你又无法强行地去说他看到了10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会怎么样，因为他很早就牺牲了，但被他影响到的很多人看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到了他追求和坚持的东西最终成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找到了我们影片的切入点。
以我们对电影市场的把握，现在的观众是不太会去关心影片原型人物的生平的，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在李大钊去世几十年以后，看到了他追求的东西最终实现了的那些人回忆起来的李大钊，更关注很多人眼里折射出来的、拼凑成的李大钊的形象。
电影对观众是要有引领视角的，用那些别人审视到的主人公的信息将人物拼凑起来，其实是符合观众的理解的。这也是把一种理解的方式传递给观众的一个技术性手段。
总之，我们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和讨论，后来，我们认为坚持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找到一种方法，让影片不一样，让它至少在某些方面能够有它存在的价值，全力做到这些就可以了。
编剧吴兵：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套层的逻辑结构。一部电影要有一个所谓的被观众连续关注的、一个引领他们进入故事的一个主要的线索，这个线索在《革命者》里就是李大钊从被抓起来到他去世，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线索，我们用了倒计时方式。但单写倒计时也没有意义，因为李大钊最后被杀害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它没有悬念。
即便写了有人犹豫要不要杀他、有人呼吁放人、有人想营救他、有人悲伤等等，这些于影片效果也没有多大实际作用，因为观众都知道结局是什么，影片里那些人的努力没有将结局改变。
所以，重要的是影片里的这些人为什么对李大钊要有那些态度，他们被李大钊的影响是怎么来的，用每一个人的视角去展现他们为什么在当时这么关切李大钊的生死这件事，让每一个人去回忆李大钊。影片里，蒋介石、张作霖、张学良、陈独秀、毛泽东、吴育文、徐三、庆子等等，都在那一时刻去回忆起有过这样的一个人，以他的某种方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那种热情影响过自己。
再具体说说时间线。影片讲一个人即将被杀害，在去世之前有人想他死、又有很多人想要营救他，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线，但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树干去支撑起这么多的枝枝杈杈上面的庞大的信息量、一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人的各种主义，讲述李大钊对人们产生影响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那怎么才能把这些信息有效地串连起来，每个点到为止又得都有逻辑？后来，我们就用了现在影片这种套层结构的方法。从一个人去世前的倒计时，社会各界上上下下的人的反应和他们为什么这样反应，他们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以及李大钊牺牲后他们人生的延伸阶段仍被李大钊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持续的影响等方面来写。李大钊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了这些人，也由此影响到了历史，所以才有他对庆子说“帮我看一看，革命胜利后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他跟毛泽东说，“我相信30年以后是赤旗的天下”。他其实就是以一种信念来支撑着。
我们当时的精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既有给观众一个时间轴、一个电影的逻辑、一个线性的东西，又在这个线性的基础上有效地去串联、并联出很庞大的信息量，这些信息量之间最精算的就是它们之间的顺序衔接的关点。无论是导演、演员、摄影、剪接等等，大家各司其职，我们是一个完成度非常高的一个团队的作业。它的精算、整体的配合度、工业化程度等等都非常高。为什么我说我们当时就像革命者一样有信念在创作，因为这项目一旦某个环节完成度不高，就会一盘散沙，气一泄，就什么都不是，既不会有市场，观众会更乱，他们更不知你所云。你的完成度不好，你专业认可度也低，所以《革命者》是有一定的冒险性的一种影片创作。
但是还好，从监制管虎导演到我做剧本的阶段，还有张珂、京榆等主创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各司其职。张珂他父亲就是党史专家，他自己的历史方面的积累比我们都强，我们互有长短、互相弥补。比如我在大结构上、大的方向和戏剧桥段上可能会起的作用多一些，张珂就在合理性、党史的、历史的细节等等上起的作用多一些，最后由管虎来把握那种整体的客观的感觉和方向，再由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美术一直到剪接等环节一起协作发力，最后才有现在这种呈现和结果。这个戏是一个配合度非常高的系统工程，把一个有挑战、有难度，但又是一个可以说没有标准答案的项目完成度比较高地给实现出来了。
编剧吴兵：我认为本质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一种东西在不同阶段的叫法。如果真要再细加区分，我觉得主旋律电影强调的是旋律的主流性，有点像那种更强调单方面输出的感觉；主流电影更多的是从善如流，就是会更多地考虑结果，它要符合主流的需要，能有主流的结果，能被主流的观众接受，这样它才是主流电影。主流电影里的主旋律意识更加的宽泛，就是只要有主旋律的那种调性，它允许在一个更大范围里头创作，最后只要达到同样效果的都可以。所谓主旋律多样化，中间有一个主旋律商业化，从《十月围城》到《智取威虎山》就一直在提这个。
编剧吴兵：《十月围城》里面有孙中山，这也是历史上记载的一点影儿，讲孙中山当时被清政府通缉的时候踏足到香港，开了一个会，这在影片里是有象征意味的。但在影片里，孙中山开会这件事被处理成影片的最后那一点，占的篇幅是很小的。《十月围城》从整体着眼，讲的是在当年一群不知道革命是什么的贩夫走卒为一个根本还看不到的一个事业，能够付出生命，讲那些劳苦大众、贩夫走卒里面的每一个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再加上它的动作性，它非常充分的演绎和创作的空间，它就更符合类型片或者商业电影的一些要求，它是在商业电影里头讲大革命的那种电影，它是主流电影逐渐把它的核心的要表达的东西向主旋律靠拢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它的整体的重心还是在商业性，从商业角度全力去安排和设计的，只是影片讲的核心价值更正统一点。
《智取威虎山》改编自红色经典，原著本身就有枪战、动作、谍战等等商业的元素，然后被徐克导演这样的商业片好手重新讲这个故事，重新改编。我们因为改编，当时金鸡奖的提名也是改编的提名。这部影片总体就是把一个传统的红色故事转变成视听的商业故事。它的红色基因是从它的原始作品里来的，原著小说本身也具有大众属性，监制黄建新老师也都非常承认它的重心还是一个主流的商业电影，只是它可能比《十月围城》有更明确的红色的核心基因。
到《革命者》这里，它的重心是就这个主旋律色彩的命题你怎么去运用一些更先进的主流类型的、电影市场的手段和方法，或者说更纯粹的电影艺术领域的手段和方法，来把这个命题能够更好地、有效地传达给观众。它已经是在探讨用什么样的有效方法来完成重心在主旋律上的一个命题创作了。
《革命者》其实就是拼的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团队精算的结果。怎么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用一种情绪带住观众，然后把人物的那种思想境界、那个时代的、那种青春的、那种热血的情绪感染到观众，怎么传达出去，让大家觉得有那种感觉。
编剧吴兵：因为情绪的东西天然地跟诗性的东西结合得比较紧，《革命者》里情绪的成分要高于情节的成分，所以它有那种诗意的存在。
影片的基调是从一开始大家都比较共识的，如果没有大家的这种共识、相互的信任和比较坚定的信念，现在这部片子也是走不下来的。我们创作这个电影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体会了革命者的那种对信念的坚定和无往不前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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