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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熊彼特（Joseph ANts SChulnpeter，1883-1950）是现代经济学家，原为奥地利人，后入美国籍。他采用静态和动态方法，建立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两个体系；提出动态利润说，颁扬垄断资本家的作用，为高额垄断利润辩护。其主要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循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等。
本文为1948年12月28日熊彼特作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该会第61届年会上的讲话。译自《美国经济评论》（1949年第3期）。原网址为：
网页链接，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宋春艳译 马春文校）。
本推送转自公众号：经济学原理。
今天的经济学家远不像一个世纪前的经济学家那样对他们的成就感到兴奋。但我要指出，如果真有什么值得得意的话，我们今天有更多的理由比一个世纪前甚至比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更为得意。就对事实（不论是统计事实还是历史事实）的掌握而言，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对此我不需要强调。如果这一点就我们对事实的掌握而言是正确的，那么它对所有应用领域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的进步主要依赖于事实发现。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的分析能力也与我们的事实存量一同增长了。统计方法的新工具已经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出自我们自身的努力。这种新工具对我们的意义肯定会像它对所有科学（例如生物学或实验心理学，在这些科学中现象是用频率分布来描述的）一样重大。回应这一发展或是与之一同发展，我们的分析工具箱已经极大地丰富了：工具意义上的经济理论——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理论既不是指关于政策最终目标的教义也不是指解释性的假说，只是我们处理事实方法的总和——已经像马歇尔和帕累托所预见的那样增长起来。
这一点未被多数人认可，经济学家（更不用说公众了）对我们科学的状态经常给予轻蔑的判断。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多种。尽管这些原因已被人们所熟知，我还是应该再列举出来：在一个建筑场所上旧的结构正被颠覆，新的结构正在建立，这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并且，新结构在应用上不够成熟，这也使新结构不受欢迎；最后，建筑面积不断扩大，每一个单个的工人都不可能理解他本人所属小圈子以外的所有事情。斯密、老穆勒、小穆勒和马歇尔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写出一部统一的并获得普遍赞同的无所不包的著作，现在则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因此，尽管每个领域的工作者都对他们自己的工作感到高兴，但他们很可能不赞成其他人的工作方式。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人类知识的大厦，需要多种多样的头脑，这些头脑彼此互不了解。科学是技术，科学越发展，就越完全超出公众的了解范围，越超出研究者本人的理解范围（除了他本人选择的专业以外）。程度不同，但处处如此。尽管在物理学中训练的同一性更高，专业工作的纪律性更强，使得冲突减少，出现了类似秩序的现象。然而众所周知，混乱还有另外一种根源，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另一种障碍：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满意于他们的科学任务，屈从于公共责任的要求，受制于为国家为时代服务的愿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其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政策主张和政治学——包括他们的个人心灵追求在内的全部道德个性带进了他们的工作。
我不想重新讨论价值判断或集团利益这些老问题。相反，我必须强调科学成就本身并不要求我们剥离自己的价值判断或拒斥为某种特定利益进行辩护的使命。一方面是研究事实或开发研究工具，另一方面是从某种道德或文化的立场进行评价，这两者在逻辑上不是一回事，也不一定是相互冲突的。同样道理，某种利益的辩护者也能从事诚实的分析性工作，为他所忠实的利益去证实某一点的动机本身未必会证明与其分析性工作一致或冲突的任何事情：更明确地说，辩护并不就是欺骗。它的确会造成为了使事实或来自事实本身的结论服务于一种理想或一种利益而歪曲事实或结论的不当行为。但这种不当行为未必就是一个研究者从“价值论前提”出发所进行的争论或辩护本身的固有内容。经济学者曾证实了许多对其含义毫不赞同的命题，这种情况很多。这里只举一个例子：确立描述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状态（方程）的逻辑一致性，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就是得到一个赞成社会主义的论点；但做这件事的恩里克·巴隆（Enrico Barone）却是一个对社会主义理想或团体毫无好感的人。
然而，我们头脑中还有另外一种关于经济过程的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对我们知识的累积性增长和我们分析工作的科学性质更为有害。价值判断或某种特别的辩护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而这些先入之见却似乎在我们的控制能力之外。尽管它们之间经常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还是应当将这些先入之见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讨论，我们称这些先入之见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最初10年流行于法国。其含义与同时或较早时的道德哲学或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在其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意义上，包括心理学）的含义大体相同。拿破仑讥笑理论家（ideologues）是没有任何政治现实感的教条主义空想家，意识形态一词因此被他赋予了贬义。此后不久，该词条像目前常用的那样，被用来指代观念体系，这种用法对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不加区别。我们与这些用法或其他用法都没有关系，但有一种用法是和我们有关系的，这种用法最好参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来介绍。按照这一学说，历史决定于生产结构的自发的进化：社会政治组织、宗教、道德、艺术和科学只是由经济过程生成的“观念的上层建筑”。
我们在这里无需探讨这一概念本身的优势，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只需要考虑它的一个侧面。这一侧面几经变化，发展出了与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知识社会学。大致到19世纪中期，科学的进化已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智力过程，——一个对在经验上给定的宇宙的探索序列，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前进中的发现或分析性思想的繁衍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影响着社会历史并在许多方面受社会历史的影响，但它有其自身的规律。马克思将“科学”与社会历史其他部分的这种相依赖关系转变成科学对社会结构的客观事实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对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它决定着科学工作者对现实的看法，因此决定科学工作者看什么和如何看）的依赖关系。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严格贯彻这种相对论——当然不应与任何别种相对论相混淆——在逻辑上要求有一种新的科学观和一种新的科学真理概念。就连数学、逻辑学的科学工作者对问题的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成为社会性规定的了；物理学更是如此。因而一个时代科学思想的形态也成为社会性规定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科学是意识形态，而不是客观科学真理的永远准确的认识。
然而，几乎不会有人否认，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仅限于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也就是说，社会学的阐释至少在过去的二三世纪中并没有挑战研究结果的“客观真理”。不能只根据命题的提出者的社会地位来断定一个命题的正误，对一个特定命题的客观真理性只能从其他方面进行质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科学所研究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无关，实际上也与历史变化无关：不论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一块下落的石头都是石头。社会科学没有这种优势。对社会科学的发现不仅可以用质疑所有命题的方法进行质疑，还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指责它们只是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属性。似乎不考虑作者的阶级属性，就没有办法决定对错，无法断定科学是否进步。我们用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偏见来表示事物的这种状态，我们的问题是确定意识形态偏见在何种程度上是被称为科学经济学（这或许是个错误名称）的发展中的一个因素。
在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认识方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看法。一些作者实际上否认经济学中存在“正确”观察的事实和“真”命题存量的积累。另一小部分人则完全否认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大部分经济学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他们愿意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偏见只是别人才有，他们自己从来没有，马思就是如此。然而，他们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无法摆脱的符咒，并不认为意识形态会从根本上败坏经济学，提出问题的正是这种中间立场。因为意识形态并不就是谎言；它们是对一个人认为他所看到的一切的真实陈述。中世纪骑士像他希望的那样看待自己，现代官僚也同样如此，这两种做法都失败了，都未能看到所有那些可以用来反对他们将自己看作脆弱的、无辜人们的保护者和公共利益捍卫者的证据。与此相类似，每一个社会团体都发展出一种保护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不是真诚的，便什么都不是。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我们自封的合理性，我们怎么可能识别并防范它们呢？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要再说一遍：我所谈论的是作为技术的科学，使用这种技术所得出的结论和价值判断或偏好一起，提出单个的建议或建议体系——例如重商主义体系，自由主义体系等等。我不是在谈论这些价值判断和这些建议本身，有些人坚持认为关于终极价值——例如公共利益——的判断，除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外，不属于科学的研究范围，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意识形态，科学进步的观念只是在其所使用的工具可以不断完善这一意义上才适用于这些意识形态。对这种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我也同样相信，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念世界比中世纪的观念世界优越或社义的观念世界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念世界优越，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我还坚信，除了个人偏好，没有别的理由认为我们的政策比都铎或斯图亚特王朝或查坦曼大帝的政策包含了更多的智慧和知识。
一旦我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可能性，找到它就不困难了。为此目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仔细审视科学的程序。科学程序始于我们希望分析的一组相关现象的感觉终结于一个科学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这些现象已被概念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被以假定或命题（定理）的形式明确地表述出来。这种很原始的陈述方法可能不会令逻辑学家满意，但对我们捕捉意识形态偏见的目的已经足够了。有两件事情应该注意。
第一，对一组相关现象的感觉是前科学性的行为。为了给予我们的头脑某种事物，进行科学研究——指示研究对象——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但它本身并不是科学的。然而尽管它是前科学的，却不是前分析的。它不只是我们的一种或几种感官所感知的事实。这些事实必须已被认为拥有某种意义或相关性，能够使我们对这些事实的兴趣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这些事实必须被认为是彼此相关的——我们因而可以将它们分离开来——这里便包含了我们的想象力或常识所进行的某些分析性工作。我们将这种感觉与前科学分析的混合物称之为研究工作者的“看法”（vision）或直觉（intuition）；在实践中，我们当然不会从零开始，因此“看法”的前科学行为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从我们的前人或同时代的工作开始或从我们身边大众头脑中的观念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看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以往科学分析的某些结果。然而，这种混合物仍然是授予我们的，在我们自己开始科学工作之前已经存在。
第二，如果我一直将“模型构造”与以“看法”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进行的科学分析视为一回事，我必须补充说我打算赋予“模型”一词以非常宽泛的意义。我们今天的含义明确的经济模型以及其他科学中的类似构造当然是科学发展到近期才出现的结果。然而，在本质上，这些模型并没有对早期形态的分析工作增添任何新的内容，早期形态的分析工作也可以说是用原始的不完整的和无效率的模型作出的。这种工作的内容包括：选择某些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分类，积累更多的事实补充和替代前面选定的事实，确定并改进感知的关系——简单地说，它由“事实性”的和“理论性”的研究所组成，这些内容被彼此处于一个无始无终的授受链条之中，事实补充了新的分析工具（理论），新的分析工具又反过来引导我们认识新的事实。我们感兴趣的对象可以是分析一份历史报告也可以是证明薛定谔方程。在这两种情况下，事实和理论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在发现事实和分析这两种工作中可以有一种最为突出，以致于另一种工作被掩盖了，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小学教师可能会谈论归纳和演绎，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以此证明这一点。但这样做会造成许多问题。不论我们如何解释，基本的方面仍是那种双方——以清晰的概念和认知结论为一方，以新事实和对新事实的变动所进行的处理为另一方——之间“无始无终的授受”。
一旦我们完成了奇迹，知道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即我们或别人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来源。这种偏见来源于我们对打算进行科学处理的现象的初始“看法”。科学处理本身是受到了客观控制的，这里的客观控制是指在特定的知识状态下，我们总是能够确定一个特定的陈述是否可以证实或证伪。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会有失误或作伪，也会有许多类型的错觉。但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不会出现那种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错觉，因为有关的检验标准与任何意识形态都没有关系。相反，初始的“看法”却不受这种控制。在那里，满足分析的检验标准的元素按其定义来说就是无法与那些不能满足检验标准的元素相区别的。初始的“看法”就其本质客〔看〕是意识形态，可能包括任意数量的错觉，这些错觉可追溯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追溯到他看待他本人或他的阶级或团体以及他所属阶级或团体的敌人的方式。他个人的偏好、状况也会使他的观点与众不同——甚至可以出现数学头脑的意识形态和对数学反感头脑的意识形态，这种特异性没有团体特征。
在讨论事例之前，有必要对我们的问题重新做一阐述。既然意识形态源于我们对经济过程以及其中何者重要问题的前科学的或超科学的“看法”、既然这一“看法”通常会在后来接受科学处理，它便会被分析证实或毁灭。在任一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应该消失。那么，意识形态会在多大程度下残留下来？意识形态面对不断积累的不利于它的证据，会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其本身的地位？它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我们的分析性程序，污染我们的知识？
在一开始就很清楚，在很多方面，意识形态的危险像在物理学中那样微乎其微。制造业总投资的时间序列可能好也可能坏，但它到底是好还是坏，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探讨。瓦尔拉体系可能有惟一解，也可能没有，但每个有资格的人都可以做出精确的证明。这些问题也许不是最吸引人的，在实践上也不是最急迫的，但它们却构成了我们工作中特别科学部分的主体。它们在逻辑上是意识形态中性的，尽管在实践中可能不总是如此。并且，随着我们分析工作的理解力的逐渐改善，这些领域也不断地扩大。经济学家以往认为，劳动价值论为劳动者赢了分，边际效用论使劳动者丢了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以证明，就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而言，这就像用无差异曲线替代边际效用或是用一个简单的一致性公理（萨缪尔森）替代无差异曲线一样，不会有多大不同。我想，仍然有人会觉得边际分析不适合他们的“看法”，但可以证明这种分析的逻辑结构可以与任何人所拥有的对任何经济现实的“看法”相容。
我们现在来找一找三种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结构——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著作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在亚当·斯密的情形中，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没有意识形态偏见而是意识形态没有造成损害。我不是指他的受时代和国家局限的关于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和殖民地等等的实践智慧，因为——这一点不论如何重复都不过分——个人的政治偏好和建议本身完全超出了我评论的范围，或者说只有那些支持它们的事实的和理论的分析才属于这个范围。我只是考虑这一分析工作本身——只考虑他的陈述而不考虑他的愿望。理解了这一点，首先要提的问题是我们认为他所拥有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按照马克思的原则，我们应该考虑他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考虑他个人和他祖辈的阶级属性，此外还要考虑形成或有助于形成我们所谓的“看法”的那些影响的阶级含义。他是一个做过公务员的“学术人”。他的亲属也大都类似，他的家庭不是一文不名但也不富裕，维持着某种教育标准，在当时的苏格兰属于望族。但他又不是商人阶级。他对社会经济事物的看法完全再现了这些特点。他冷眼旁观当时的经济过程，本能地寻找着机械性的而不是个人性的解释因素，例如劳动分工。他对土地拥有者和资本家阶级的态度是外部观察者的态度，而且他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地主（不劳而获的“懒惰”地主）是不必要的阶级，他把资本家（资本家雇佣“勤劳的人们”，并为他们提供生计、原材料和工具）看作是必要的邪恶。后一种必要性源于节俭的美德，这种赞美显然出自他苏格兰灵魂的深处。除此之外，他的同情完全投向了劳动者，他们“为每一个人提供衣物，自己却衣衫褴褛”。此外，他还像他所属团体的所有人一样，厌恶英国官僚的无效率和政治家的腐败。这些就是他意识形态的全部了。显然我没有时间来解释这在多大程度解释了他所勾画的画面，我必须强调指出，这一“看法”另一个成分——他早年接受的自然法哲学，影响了他的意识形态背景。自然的行动自由，工人对全部工业品的自然权利，个人主义的理性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他在幼年时学到的——也许根本不需要人教，他本来就是呼吸着这种空气长大的，然而——这一点是很有趣的——这些意识形态不论如何强烈，却几乎没有对他的科学成就造成任何损害。除非我们考虑他的经济社会学，我们从他那里获得的是充分有效的事实性的和分析性的教诲，这些教诲无疑有时代的痕迹，但从意识形态角度却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某些意识形态性质的、半哲学性的修饰是存在的，但它们可以消除而无损于他的科学论证。支持他的有保留的自由贸易结论的分析不是建立在人在本质上买卖自由、随心所欲这一命题基础上的。全部事物是劳动的自然补偿这一命题出现了，但它没有分析性的用途——意识形态在词语中消耗自己，其他时候则在科学分析面前退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这个人约优点：如果不负责任他就什么都不是；他的朴素、有时有些枯燥的常识使他因事买和逻辑而获得尊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好运气：如果他的分析被作为心理学而放弃，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它作为经济行为的逻辑构造被保存下来。仔细考察，经济人（作为《道德情操论》作者的亚当·斯密实际上是这一概念的创始者）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害处的稻草人。
Marx是一个为我们发现意识形态并理解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这一发现比弗洛伊德早50年，这是个一流的成就。然而，奇怪的是，他对意识形态对他本人的危险却完全视而不见，对他来说，只有别人，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才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与此同时，他的推理前提的意识形态特征和论点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却到处可见。甚至他的某些追随者（例如梅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描述他的意识形态并不难，他是一个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决裂了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他在德国哲学中成长起来，在19世纪40年代没有感到自己是个经济学家。然而，到那时为止，也就是说在他开始严肃的分析工作之前，他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看法”已经形成，他的科学工作只是使用这一“看法”，而不是要改正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并非由他首创。巴黎激进派圈子里弥漫着这种“看法”，它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某些作者，例如林格（Linguet）。历史被认为是资产者和无产者这两大阶级间的斗争，一个阶级受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少数有产者的财富不断增长，而无产者却日渐贫穷和堕落，历史不可抗拒地走向大爆炸，这种“看法”充满了激情，他不断地用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工具像加工原材料一样地加工，这种“看法”意味着许多命题将不能经受住分析工具的检验。实际上，当他的分析工作成熟以后，马克思不仅扩充了许多与该“看法”无关的科学分析，而且也扩充了与该“看法”不完全一致的部分，例如他起初不得不接受的那种消费不足危机论或生产过剩危机论后来都消失了，但这些在他的著作中仍然留下了少许痕迹（这使他的阐释者深感困惑）。他保留原有的 （即意识形态的）“绝对的”（即抽象的）规律所生发的其他分析结果，同时却承认起反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存在，以此来解释规律与现实生活的偏离。该“看法”的某些部分最终遁入漫骂式的词句，这些词句并没有影响论点的科学成分。例如，不论是对是错，他的剩余价值剥削论总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分析，但他那些关于剥削的激烈词句也曾经被人也许同样适用于其他理论，庞巴维克的理论就是其中之一，想象穿着马克思服饰的庞巴维克，泄怒于从劳动产品中扣除时间贴现部分这种残酷剥削劳动者的惯例是何等容易？
他原有“看法”的某些部分——特别是驱使大众走向革命的日益增长的贫困却是站不住脚的，但对他来说却又丢弃不得。它们与他的预言的最深层的含义关系太密切，太深地植根于他生命的意义之中，因此是决不能丢弃的。并且，也正是这些成分吸引了追随者，唤起了追随者的赤诚。没有它们，理论将会令人生厌，失去生命。能够解释组织效应，或者说创造党派效应的正是这种成分。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战胜了分析：一种“看法”的后果全部变成了教条，因而使分析变得苍白无力。
凯恩斯的“看法”——凯恩斯主义的全部来源——似乎最初出现在《和平的后果》一书导论的开头几段中。这些段落创造了当代停滞论——在此以前，从Britannia Languens（1680）开始，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显示出了停滞论者的情绪，说明了它的基本特征——成熟的、患了动脉硬化症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储蓄大于投资）的特征。这一“看法”后来再未消失——我们在《货币改革论》及别处再一次与它相遇，但在20世纪20年代，其他问题吸引了凯恩斯的注意，直到很晚后它才被分析性地运用。D·H·罗伯逊在其《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一书中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这种储蓄中断思想的应用。但对于凯恩斯来说，甚至在《货币论》中，这一问题仍然只是一个细枝末节问题。也许只是世界危机的冲击才使他从原有束缚中解脱出来，充分地阐释他的思想。当然，向公众传播这类信息的也是世界危机的冲击。
同样又是意识形态——对腐朽资本主义的“看法”，它在当前社会的许多特征中寻找腐朽的原因——而不是他1936年著作的分析性运用取得了胜利。分析性的运用如果没有赢得广泛支持的意识形态的护航，将会遇到更多的批评。但话又说回来，这一概念结构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心灵的产物，而且也是一个成熟的头脑的产物，是一个马歇尔派分子的思想产物。在整个20年代，凯恩斯都是马歇尔派，虽然后来他激烈地抨击自己的忠诚，但他从未偏离过马歇尔的路线，除非绝对必要。直到1914年，他依然故我，仍然是一个理论技巧大师，他因而能够为自己的“看法”披上盔甲，防止其追随者看穿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当然，这一点对凯恩斯的贡献进入分析工作的主流起了促进作用。并不存在要吸收的新原理，消费不足均衡和缺少支出——这一术语比储蓄更准确——的意识形态，已经很方便地包含在少数强调特定（实际的或假定的）事实的限制性假定中。利用这些假定，人们可以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去解决问题，走自己的路。这使得凯恩斯主义的争论还原到了技术科学水平。缺乏制度支持，使那些信条令人信服的条件的变化又使得这些信条淡出。甚至连我们时代的最坚定的麦克洛克也一定会飘游到几种位置中的一种上去，很难说这些位置是否包括了对原有教义的放弃、重述还是误解。
我们的例子可能意味着分析性的、未加控制的思想在经济过程作为整体的那些宽泛的概念领域起着排他性的作用。这一领域构成了分析性努力由以出发的背景，对这一背景除了局部外我们从来难以完全把握。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不错的——我们研究工作的主体面对的是那些给予纯粹“看法”很小活动范围的细节，而且受实践经验标准的严格限制——但并不总是如此。例如，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体系的大语境下的储蓄也可以从事实上或理论上作为其本身来对待。从杜尔阁和斯密开始——实际上还要早——到凯恩斯时代关于其性质和效果的全部命题已日积月累地发展起来了，从我们今天掌握的大量事实来看，已经没有多大可能提出不同意见了。在这一问题上，做一种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概括应该是很容易的。歌功颂德或谩骂诋毁式的鼓吹是有的，而且总是存在的，这些鼓吹在名词概念游戏（如混淆储蓄与不支出）的帮助下成功地造成了不同学者之间的虚假对抗。对那些既没有事实依据又没有分析性基础的学说的歧义的强调总是体现着一方或双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储蓄理论问题上它表示着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不同态度。
这类派系意识形态的另一个例子可以在许多人对于垄断（寡头）和合作定价（勾结）有关的事物的看法中见到。这种看法从亚里士多德和莫利纳（Molina）以来就没有变过，尽管其含义在现在工业条件下发生了部分变化。目前与那时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会信奉莫利纳的格言：垄断是邪恶和祸害。与我的论点有关的不是这一价值判断——你可以不喜欢当代大企业，正如别人不喜欢现代文明的许多方面那样——而是达到这一结论的分析以及这一分析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影响。读过马歇尔《原理》的人，特别是读过《工业与贸易》的人，应该知道，在这些术语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中，许多是对经济效率和消费者利益有好处而不是有害的。更现代的分析家会更明确地认为这些陈述并不都是普遍或无条件地正确，规模、专卖、歧视和合作定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结果会比在纯粹竞争下的结果更坏——换句话说，经济分析并不支持无差别的反托拉斯活动，这方面的支持只能在极个别的情形内去寻找。不过，许多经济学家是支持这种无差别的反托拉斯活动的。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人中，对私人企业制度的热情支持者特别多。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是：如果没有垄断或寡头的妖魔作祟，纯粹竞争的神杖可以使资本主义令人称羡地履行其社会职能。没有人费心争论关于大企业的业绩、大企业出现的必然性、摧毁现有结构的社会成本和神化了的纯粹竞争理论的苍白无力。
即便如此推广，我们的例子（它们很好地说明了什么是意识形态）仍不足以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这种影响最强烈之处是经济史，它最清楚地展示了意识形态前提的痕迹。在别处，这些意识形态前提很少被如此大量篇幅地描述。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被分配了ZF的积极性和政治，这一点提供了出色的例子：作为团体，经济史家系统性地低估了或高估了这种积极性的重要性，他们毫无分歧地坚持了前科学信仰。甚至连统计数据也丧失了客观性，当出现意识形态问题时，这种客观性本来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岸边的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的水流被意识形态严重污染，注视着这些领域中的某些状况，经济学也许会通过比较获得安慰。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到处看到同样现象：意识形态结晶下来，成为不可置疑的信条，许多捍卫者全身心地为之奋斗。
说某些独立心灵存在，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假定意识形态偏见可以消除，这些并不能给我们多少安慰。这样的心灵或许是有的。某些社会团体相对说来也较容易远离意识形态在其中获得活力的社会生活，但他们仍然会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其歪曲程度并不必然比别人的意识形态更轻微。但如果说，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会永远持续，而且似乎可以肯定，我们终将从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这还是令人欣慰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社会格局在变化，因此每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衰落，而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与我们称之为“看法”的前科学认知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行为诱发研究事实、进行分析的行动，不能通过研究与分析检验的任何意识形态在稳定的社会世界中都无法生存。随着时间流逝，检验手段会不断完善，检验会更迅速、更有效。然而，总有某种意识形态与我们共存亡。我确信如此。这并不是灾难。我们有必要记住意识形态和“看法”关系的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根源的前科学认知行为本身也是我们科学工作的前提。没有这种前科学认知行为，科学里的任何新起点都是不可能的。通过这种行为，我们获得科学研究的新材料，拥有某种要整理、捍卫和批判的事物。我们的事实和工具存量在这一过程中增长和更新。因此，尽管我们的意识形态使我们步履缓慢，但若没有它们，我们也许只能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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